大家好，希望你们2024年都有个美好的开始。
就像人们常说的，回顾过去总能学到东西。2023年，我专注于我的健康，继续读研究生，并且花了很多时间与家人相处。
但我也深思了许多事，包括我在中国的经历。我在那里待了12年，见证了巨大的变化。
2012年， 我开始在中国广州作为电视主持人和记者工作时，媒体环境和现在大相径庭。那时候，并没有太多的禁忌。只要你不把台湾称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就不会有问题。那时候，甚至在报道香港的时候也不需要特别强调它是“特别行政区”。
那个时候，氛围非常积极。在我的职业生涯初期，我主持了一档访谈节目，主要采访娱乐人士、外交官以及在广州或更广泛的中国范围内做有趣事情的当地人和外籍朋友。在这段时间里，我采访了超过50位外交官，包括西方国家和其他地区的总领事和大使。
重点肯定是合作。但我们也可以就许多问题，包括一些敏感问题。只要一部分问题与合作、技术或文化有积极的关联就可以。
2016年，我因为报道澳大利亚与广东在科技合作方面的新闻而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一等奖）。我在澳大利亚拍摄期间，一家澳大利亚媒体机构向我提出了工作邀请。可惜，我礼貌地拒绝了，我说我在中国的旅程还没有结束。
2017年，情况开始有所变化，但变化不大。那时，我所在的媒体公司与澳大利亚的国家广播公司签署了一份合作协议。
你可以想象，如果你的祖国的国家广播公司与你的雇主签署了合作协议，作为澳大利亚人，你会觉得在那里工作应该不会有问题。
我当时对我所做的事情感到满意。通过我的节目、音乐以及在电视节目和电影中的露面，我也积极参与了文化交流。
生活从那时起一直相当稳定，直到2019年。在那段时间，我与一位中国人结婚，后来发现他对澳大利亚的看法非常消极。我们经常因为对澳大利亚的看法不同而争吵，我比较积极，而他则非常消极。有些争吵甚至变得暴力。有一天晚上，在争吵中，我被扔来的玻璃杯击中。这很可怕，但当你爱一个人时，你很容易原谅对方，所以我对他没有任何怨恨。
遗憾的是，他在2019年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然后，COVID-19爆发了。我记得我在疫情初期制作了一个关于疫情期间返回中国的短视频。我这样做有几个原因。首先，我不想在他们遇到困难时抛弃我的同事和朋友。其次，我不想在我丈夫去世后不久抛弃开他的国家。
然后，情况真的发生了变化。中国变得非常封闭。审查制度加强了。我的使命是尽可能长时间地利用我的平台提供客观的信息和新闻，同时我尝试处理我丈夫去世后的所有手续。
突然之间，许多外国网红否认了诸如新疆的人权问题、香港民主的侵蚀，并声称中国是民主国家。
有些人给我施加压力，要求我也这样做，但我绝不会那样做。我不能说谎。有时，我会因为审查而主动在报道中省略某些内容，但我绝不会对观众撒谎。
例如，当澳大利亚选出新总理时，我制作了一个关于澳中关系的报道。不知为何，我被要求从报道中删除一行内容：安东尼·阿尔巴内西在他首次出国访问期间在日本发表了评论。问题在于“日本”这个词。我把它改成了“亚洲”。对我来说，这很荒谬，也表明我在中国的时代即将结束，因为如果连基本事实都不能说，那就有大问题了。
那时我还接受了一些外国媒体的采访。我很遗憾地看到其中一家暗示我对新疆的人权滥用持怀疑态度。在此之前，我从未对广东以外的地区的人权滥用问题发表过公开评论，因为那时候，无法中立地报道关于对中国的那些严重指控。因此，我决定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以此表达我对这些问题的关注，毕竟这些问题让我彻底心碎。讽刺的是，在中国时，我设法避开了这个话题，但怀疑的帽子却是别人给我戴的，而不是直接引用我任何原话。这导致了大量的网络攻击和骚扰。
那么，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经过多年努力真正做好我的工作：提供有用的新闻和信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变得越来越难。但显然，我的方法不是对的，因为在中国以外，对中国问题的微妙处理并不起作用。
在此期间，我在平衡工作、私人生活、丧夫之痛以及在大流行期间远离家人独自在中国的孤独感。
与此同时，尽管我通过工作做出了所有贡献和善意，中国媒体开始关注那些对中国知之甚少的外国人，并在他们说出中国政府喜欢听到的话时对他们进行宣传。就这么简单。我这样的人不再受欢迎了，因为我们坚持认为新闻节目不应该是宣传，而应该是信息传递。
另一件让我感到不安的事是，当人们说我只是一个念稿子的人。我全职参与至少三个新闻节目的制作，还兼职参与许多其他节目。我为它们都制作了原创的报道和内容。这些都不是别人写给我的，而是我自己进行研究、拍摄和呈现。尤其是在COVID-19期间，作为一名在中国的外国人，这并不容易。有时我会问自己，为什么人们看不出我在努力利用我的平台做好事？
在我离开雇主之前，有一个令我印象深刻的时刻，一位资深同事、资深记者来到我的办公室告诉我，他为我努力坚持正义感到非常自豪。这让我哭了。因为我是一个不求多的人，但一点点的尊重和赞赏对我来说意义重大。
不幸的是，不只是我感到困惑。我有许多热爱新闻事业的了不起的同事，他们感到沮丧，正在寻找其他工作。除了那些极端民族主义者外，没有人对中国媒体的发展方向感到满意。我真的为那些我爱和尊敬的人感到难过，因为他们现在处于一个非常悲哀的位置。
那么，发生了什么呢？有些人把一切都归咎于美国，但作为一个大国、强国和新兴国家，我认为中国对自2015年以来国内发生的许多事情负有最大的责任。中国曾经是一个非常乐观、机会多的地方。但现在，中国的人们在做任何事情和说任何话时都需要小心谨慎。这并不理想。
话虽如此，对于那些在中国不参与政治的人来说，生活仍然相当不错。交通、基础设施、服务等都在不断改善。但对于那些喜欢跳出思维框架、对世界充满好奇、享受跨文化商业和交流的人来说，中国现在已经不是一个非常安全的地方。
我不讨厌中国。我承认，我过去并没有做到完美。有些事情， 若有机会的话，我会回去改变它——比如忽略澳大利亚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但归根结底，我是一个热情、积极的人，想尽自己所能去改善澳大利亚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如今，我回顾在中国的时光，感到畏惧。真是浪费。我花了12年时间在一个已经不复存在的地方建立了职业生涯。我在2011年爱上的中国已经不再存在。那里的人依然很好，大多数人处于休眠状态吧，但那个地方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希望有一天能够重返中国，看望我所爱的人们，见证城市的变化，再次对中国的创新感到惊叹。但现在，我需要开始放下对中国的喜爱。感觉就像我在哀悼两段痛苦的关系的失去，虽然我无法得到其中一个失去的原因，但我认为我知道另一个失去的原因。
我学到了，因为人们的经历不符合你的政治观点或意识形态而忽视它们，会造成很大的伤害。因为诚实地分享我的经历，我可能在澳大利亚或中国很长一段时间都无法使用我关于中国的知识和一些技能。对像我这样的人，以及对中国和澳大利亚来说，都是一件悲哀的事情。 Happy New Year. I wish you all health, happiness, and optimism for the future.